1942年2月，在延安，由华君武、蔡若虹与张谔三位漫画家共同举办的画展展出了60多幅讽刺漫画。这些作品大胆揭示了生活中的不足，尤其包括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，迅速吸引了延安干部群众的关注。人们纷纷前来观看，讨论声此起彼伏。这场名为“三人讽刺画展”的活动之所以引人注目，不仅在于漫画的生动表现，更因为它触及了一个现实问题：在抗战背景下，文艺作品应如何进行适度的批评，批评的度在哪里？

那时的华君武在延安已生活了数年。自1938年11月，他从外地辗转而至，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，身处学员与教师的交界。尽管环境艰苦，纸张、颜料和粮食都极为短缺，华君武依然坚守在政治动荡的岁月里，生活在简陋的窑洞，踏着泥泞的道路。小插曲如同生活的缩影，至今还表现出那段岁月的艰辛。一次，华君武和同事米谷在看完演出后，因饥饿无法忍受，竟然吃了剩下的浆糊，这个不光彩的经历让他们画成了漫画，华君武自嘲地命名为“兔马糊嘴”。

他还在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演出中闹出笑话，因忙于美术工作错过了排练，导致在台下观众面前意外“独唱”，闹了个一团糟。这样的生活琐事表明，他完全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，而是对现实问题颇为敏感，敢于通过画笔进行表达。

在“三人画展”中，华君武有多幅作品尤为引人注目，其中一幅《1939年所植的树林》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。画作描绘了一棵孤零零的光秃树，这象征着1939年种植的树木因缺乏管理遭到破坏的情境，华君武借此讽刺了当时的植树工作流于表面而无实效。他的批评为延安干部们敲响了警钟。

不久后，毛泽东召见华君武等人，共同用餐时讨论了这幅作品。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批评，而是深入探讨问题的具体性。他指出，虽可批评延安的植树管理，但应当指出具体到哪些地方出错，避免一笔勾全。

在谈话中，华君武提到鲁艺人员捞到西瓜的事件，询问该如何处理。毛泽东的回答同样深刻，建议在内部可以大胆创作，但若是发表到报刊上就需谨慎，以免误导外界对延安的看法。这番话让华君武深受启发，明白了漫画不仅是情绪的发泄，还承载着更深层次的影响。

几个月后，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，华君武逐渐认识到自己早期的讽刺作品存在夸大和片面的问题。在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抗战时期，文艺工作不仅需要揭露内部缺陷，也应明确主要矛盾。在此后创作中，他将讽刺的锋芒更多地指向敌人和那些破坏抗战的力量，如《肉骨头引狗》、《丰收》和《诱降》等作品，既保留了漫画的机智，又彰显了立场。

那次深刻的讨论和共享的餐食，不仅是批评的启发，更促使一位漫画家重新思考“要讽刺什么、怎样讽刺以及将画作呈现给谁”的重要议题。